宗馥莉，站在风暴中心……

摘要： 她为父亲的企业奉献了20年青春，却在他离世后，被迫面对一场隐形的战争……宗庆后的女儿宗馥莉，正面临一场涉及跨境资产与公司...

她为父亲的企业奉献了20年青春，却在他离世后，被迫面对一场隐形的战争……

宗庆后的女儿宗馥莉，正面临一场涉及跨境资产与公司控制权的复杂继承纠纷。三名自称宗庆后非婚生子女的美籍人士，分别在中国香港高等法院和杭州中院提起诉讼，主张分割21亿美元信托资产及娃哈哈集团29.4%股权（按当前估值约200亿元人民币），总争议金额高达340亿元。

这位“娃哈哈公主”，替父亲守住了生前的体面，却让自己站在了风暴中心。

(图片来源：新华网）

隐形战争：宗馥莉的传承困局

宗馥莉的人生轨迹与娃哈哈紧密相连。她1982年出生，14岁就远赴美国留学，2004年学成归国后即加入父亲的企业帝国。从宏胜饮料集团总裁到娃哈哈品牌公关部部长，再到销售公司副总经理，她用20年时间完成了从“公主”到接班人的蜕变。

2024年2月25日宗庆后病逝后，这位此前被外界认为是宗庆后独生女的娃哈哈接班人，却不得不面对一场始料未及的"隐形战争"——2024年7月18日那封引发轩然大波的"辞职信"，折射出这位接班人在传承过程中的压力与挣扎。所幸4天后公司公告其继续履职，一个月后娃哈哈完成工商变更，宗庆后持有的29.4%股权正式过户至宗馥莉名下。在她的带领下，娃哈哈业绩重回700亿元巅峰，正当外界认为传承已步入正轨时，三个突然出现的自称同父异母的弟妹，将她推向了家族争产的漩涡。

多位家族传承领域的律师接受采访时指出，非婚生子女享有法定继承权，跨境资产继承更增加了娃哈哈未来的不确定性。但更令人唏嘘的是，宗馥莉为父亲的企业奉献了整个青春，在父亲生前对他的名誉小心守护，如今却要独自面对家族财富、企业股权和父亲声誉的全方位挑战。这场风波不仅关乎巨额资产归属，更是一个女儿在商业与亲情之间的艰难抉择。

（图片来源：新华网）

法律天平：非婚生子女的平等权利

“法律不会因孩子的出生方式而区别对待。根据中国民法典第1071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继承权。这是本案最核心的法律基础。”北京合川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传承法务》编著者之一吴红樱表示，目前三名原告宗继昌、宗婕莉、宗继盛面临两大法律障碍：证明与宗庆后的亲子关系，以及推翻宗馥莉声称的境外资产全部归其所有的遗嘱内容。

为此，原告方已提交宗继昌198 9年杭州出生证明，并向香港法院申请对宗庆后遗体进行DNA采样。杭州法院也同步启动亲子关系调查，要求补充20世纪90年代宗庆后的出入境记录。

中国香港司法鉴定一般承诺60个工作日出结果，加上国际认证程序，最快今年9月份就能有初步结论。

“在中国的世俗观念中，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从来就是不平等的。这件事不能仅仅从私德角度去讨论，更应该从情与法的视角来分析。”上海巨盾律师事务所主任、福十六家族办公室联合创始人赵玉刚认为：

1、从情的层面，宗馥莉显然得到了更多，家族企业中最赚钱的宏胜集团和娃哈哈集团的股权全部由宗馥莉继承，而且完成了股权变更。如果有股权继承的遗嘱，这个安排应该没有什么争议。

2、宗老在生前为三位婚外子女设立的海外家族信托，合计价值21亿美元。如果这确实是宗老生前的意愿，且实质也执行了相关设立程序——于情，这是宗老对自己子女的必要照顾，完全合理，且总量远远小于宗馥莉获得的财产，对宗馥莉也不存在不公；于法，宗老在生前按照自己的意愿设立家族信托，指定自己的子女为受益人，并不存在法定无效的情形。

按照公开信息，宗馥莉的代理律师称，宗馥莉持有一份宗老生前的遗嘱，称海外资产全部归宗馥莉所有。“至于这份遗嘱设立的时间和程序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如果从宗老的财产分配安排和意愿来看，这份遗嘱所涉及的财产范围很可能并不包括已经为其他子女设立的家族信托。否则，宗老完全可以撤销家族信托，或者将受益人变更为宗馥莉。”他表示。

制度缺位：娃哈哈股权结构或将生变

吴红樱认为，这场风波暴露出中国家族企业的传承痼疾——过度依赖创始人权威，缺乏制度化安排。

宗庆后生前虽将宗馥莉扶上董事长之位，却未对非婚生子女权益作法律切割。他在2003年指示财务团队设立离岸信托时，或许幻想能如封建家主般平衡各方——嫡女掌帝国，庶子女得富贵。然而，他2020年签署的遗嘱却声明所有境外资产由宗馥莉一人继承，见证人清一色为娃哈哈高管，无家族成员签字。这种隐患安排埋下了今日争产的导火索。

“杭州中院的股权继承案将成为娃哈哈命运的转折点。”她说，三位原告要求继承宗庆后持有的娃哈哈集团29.4%股权，按当前市值估算价值超过200亿元人民币。如果原告赢得股权继承案，将对娃哈哈集团控制权产生实质影响。娃哈哈原本的“国资－职工-宗馥莉”三方共治模式可能转变为复杂的多子女共治局面。

这种不确定性已引发市场波动。据报道，2025年7月以来已有3家省级代理商暂停进货，担心“股权变动影响供货稳定性”。

“在企业的股权继承和企业经营权的转移中，宗馥莉虽然遭遇了工会股东和老员工的反对和波折，但逐步顺利接管，开始步入正轨。”赵玉刚认为，宗馥莉接手企业后，展现出了女企业家的果断和效率，渐渐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和话语权，这个过程中必然会集中权力，她的同父异母兄弟姐妹显然并不为她所接受，这是人之常情。

但宗馥莉随后开展的公司主体及业务调整，势必会引发两股势力的利益冲突。宗馥莉如果想要妥善解决，避免陷入持久消耗，需要做好利益平衡。“如何平衡？这样的特殊家庭关系中，股权和经营继续混在一起，显然只会加剧矛盾，那就得从其他财产分配上做平衡。”他说。

遗产争夺：跨境双线诉讼引发关注

据了解，中国香港法院审理信托纠纷，焦点是18亿美元资产冻结；杭州中院则上演股权争夺战【案号（2025）浙01民初123号】。中国香港依据普通法判断信托有效性，而中国内地法院则需审查股权登记的合法性。

“这场继承战争横跨两个法律体系，增加了案件复杂性。”北京企业与法制发展研究会研究员、北京合川（天津）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方一清表示。

原告方称宗庆后2003年指示在香港汇丰银行设立三只独立信托，每只7亿美元，受益人分别为三名非婚生子女。截至2025年5月，账户余额仅余18亿美元，且有110万美元于2024年5月被异常转出。

宗馥莉团队则反驳称，涉案账户资金实为东南亚市场拓展储备金，110万美元转账系支付越南工厂设备尾款，有完整合同及发票佐证。为避免裁决冲突，香港法院已宣布延期判决两个月。

方一清说，中国香港作为普通法地区，在信托认定上更注重实质公平，可能承认事实信托或推定信托。然而原告方仅能提供录音、助手证词等间接证据，难以满足信托设立的法定书面要求。相比之下，中国内地信托法第8条明确规定设立信托必须采取书面形式，而被告方抗辩称原告未能提供任何由宗庆后签署的书面信托契约。这种法律体系的差异，使得同一信托安排在不同法域可能面临截然不同的认定结果。

“深入分析涉案信托架构，可以发现其存在明显的制度性缺陷。”他指出，该信托若仅基于口头承诺而缺乏正式书面文件，就在法律效力上存在重大隐患。更关键的是，信托资产未能实现真正独立，仍然依赖企业分红注资，且控制权未完全隔离，宗馥莉仍能实际操控相关账户。这种"半成品信托"既不符合专业信托管理的要求，也与宗庆后遗嘱安排缺乏有效衔接。

他说，在举证责任方面，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三名原告需要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信托的设立及有效性。根据民法典和信托法的相关规定，遗嘱信托的设立既要符合遗嘱的形式要求，又要满足信托的书面形式要求。目前原告方提供的证据显然还不足以支撑其主张，这也是中国香港法院迟迟未能认定信托效力的重要原因。

悬念未解：多重可能的结局

“除了企业的传承，其他财富资产的继承中，如现金资产、金融资产、不动产、艺术品等财产分配，更依赖于遗嘱、信托等工具来进行固定。”赵玉刚指出，宗家遇到的问题就是：在复杂财产结构和家庭结构的情况下，多种财产安排的工具是否存在时间或效力上的冲突，一旦存在程序上的瑕疵，就会受到来自另一方的挑战。

吴红樱表示，随着案件进入证据交换阶段，未来三个月将成为关键窗口期。目前存在三种可能走向：

1、和解共赢：参照“赌王”何鸿燊家族模式，通过庭外和解达成资产分配协议，避免企业动荡。但当前双方立场悬殊，和解难度较高。

2、法律决战：若DNA鉴定确认亲子关系，中国香港法院可能部分支持信托主张，杭州法院则可能判决股权法定继承。但非婚生子女能获得多少份额仍是未知数。

3、彻底反转：若DNA比对失败或证据链断裂，原告可能全面败诉。“值得深入探讨的是宗庆后可能的真实意愿。即便假设三原告确为其子女，从宗庆后生前的行为轨迹来看，其本意可能仅是让三名子女享有21亿美元的信托权益，而非获得企业控制权。娃哈哈集团29.4%的股权由其独女宗馥莉继承的安排，更符合其一贯的经营理念和传承逻辑。三原告在杭州中院提起确权之诉要求继承股权的行为，很可能已经超出了宗庆后的生前安排。”她说。

方一清也认为，在中国家族企业的传承传统中，子嗣继承往往具有优先性。若宗庆后确有将企业传承给另外三位子女的意愿，理应早做相应的股权安排。但现实情况是，宗馥莉始终是公认的接班人。不过目前，原告方意图运用亲子鉴定夯实信托根基，再用信托关系佐证股权继承的法律逻辑链，以达到诉讼目的。

未雨绸缪：从340亿纠纷看传承规划的必要性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本案暴露出中国家族企业传承中的两大普遍性问题：

1、家族企业传承规划的系统性缺失。许多企业家在设立信托时缺乏专业规划，往往停留在口头承诺层面，未能建立规范的书面文件。跨境继承中的法律冲突问题也经常被忽视，不同法域对同一安排的认定可能存在根本性差异。

信托安排必须规范完整，跨境继承需要专业规划，而传承制度的顶层设计更应当未雨绸缪。只有建立科学规范的传承机制，才能避免类似的纠纷重演，实现家族财富的平稳过渡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2、传承理念的革新同样重要。宗馥莉的处境折射出中国家族企业传承中的典型困境：二代接班人往往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迫应对复杂的法律和情感挑战。她在父亲生前压住所有潜在风险，却不得不在其离开后独自面对集中爆发的危机。

去年被元老“逼宫”退位，今年又面临分家析产，宗馥莉的遭遇给所有一代企业家敲响了警钟——名誉会随着一代人逝去，但残缺的传承机制，却会让两代人同时受伤。

防患未然：多子女家族的财富传承设计之道

全球很多富豪都是多婚姻多子女，这样的传承并不是没有成功的案例。赵玉刚说，对于多婚姻多子女的富裕家庭而言，要防止在大家长身故后可能会爆发的财产纠纷，在顶层设计上有如下建议：

1、和企业一样，家庭也要有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对资产的类别、价值、权属、保管形式等做好梳理。现代家庭的资产类别极其丰富，包括企业股权（家族企业股权、各类股权投资、基金份额），房产，银行存款，金融产品（保险、信托、投资理财），数字资产（数字货币、电子数据、账户信息等），艺术藏品等等。

2、针对不同类别资产的特点和法律属性，设计不同的传承工具。以上不同类别的资产，法律属性差异很大，所有权的认定标准也不同。需要聘请专业的家族管理团队提供系统支持。

3、家庭资产和企业资产必须严格分离。这不仅涉及资产权属问题，也涉及税务合规问题。宗老在中国香港设立的信托资金为何还在为企业支付货款？信托资金来源到底是个人还是企业？恐怕也是这次宗家后代遗产争夺中不可回避的关键问题。

4、遗产管理人制度应当在一些大型家族中进行推广。遗产管理人一般富有权威，客观公正，且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在关键时刻，遗产管理人可以起到调节矛盾，化解纠纷的作用。

真正的传承，绝不是生前维持表面的和谐，身后却让子女独自面对风险。可以预见的是，此案的最终判决，不仅将决定340亿巨额资产的归属，更可能成为家族企业传承纠纷的标杆性案例。